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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政府军收复古城巴尔米拉】

2017-8-22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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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2日至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的城市万隆,和亚非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演讲。

  而在此前的几天,4月18日至19日,中国的杭州,也有一群来自亚非拉国家的学者聚在一起开了一个“万隆·第三世界60年”的国际学术论坛。

  来自亚非国家的领导人,思想精英,都在回应这个问题:在一个已经变化的世界里,当年的“万隆精神”,在今天应该体现为什么?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是否能找到团结的新形式,重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假如这没有疑问,世界格局又将如何演变呢?

  发展中国家新的团结

  《南风窗》作为受邀的媒体,参加了“万隆·第三世界60年”论坛。拿到与会名单后,本刊记者意识到,这是一次思想上的“第三世界”论坛,但与会者并不局限于发展中国家。

  他们是:萨米尔·阿明(因病未能出席,作了录音演讲),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乔莫·夸梅·桑德拉姆,全球发展经济学领域的著名经济学家,现任联合国主管经济社会事务(DESA)助理秘书长,联合国粮农组织经济和社会发展署助理主席;阿迪蒂亚·尼加姆,印度文化活动家,德里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马哈茂德·马姆达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乌干达马凯雷雷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吉见俊哉,日本东京大学副校长;王晓明,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许江,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这个阵容,几乎可以从多学科的角度,去梳理60年来世界的变化脉络了。

  思想精英的探讨,和政治家的互动不是一回事。政治家是以具有外交特色的语言和行为,去显示一个国家的存在,它的战略及所关心的东西,当然还有各国的关系;思想精英则是以跟历史和现实有距离感的语言去探究影响了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内在机制。另外,政治家是推动者,而思想精英则只是观察者,很难让一场学术论坛具有影响历史的功能。

  不过,从一开始,阿明的录音演讲还是很富于激情,勾画出了60年来世界演化的一些逻辑。

  他说,当今的多极化体系中霸权仍然存在。这近乎回答了,为什么60年前的万隆精神不能是一种历史的遗物而是应该在今天阐发出新的意义,因为没有霸权,新的团结似乎在逻辑上不可能,对万隆会议的纪念,就仅仅是一种对历史的缅怀了。亚非国家今天要开创合作的新空间,是因为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仍然存在某些霸权。比如,4月15日,七国集团的外长发表涉南海声明,虽然只是卖给日本一个面子,但“霸权体系”仍清晰可见,博弈无处不在。这是一个背景。

  还有别的背景。

  阿明提到了一点,就是某些万隆会议的与会国,以及“不结盟运动”的某些国家,尚未获得政治上的完全独立。但与其这样表述,不如说是某些国家对西方仍然存在依附性。这恰恰也是万隆会议所留给现在的一个问题。在万隆会议召开的那个历史时期,亚非国家只是获得了政治独立,只是刚刚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站上国际舞台。而在今天,留下的任务正是实现经济上的独立,彻底摆脱自己的依附性地位。

  跟这个历史任务相对应的,是跟中国有关的诸多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比如亚投行的创立,比如“一带一路”建设。也因此,万隆会议60年后,无论是对中国来说,还是对其他亚非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全新合作的开始。

  中国模式的吸引力

  王晓明教授梳理了现代中国对“第三世界”的思考。在他看来,有一点很清楚:中国之所以一直都没有对“霸权体系”有过依附,除了大国地位的自我认同外,还在于一种明确的意识:自身情况不同,无法走西方的成功模式。

  而这,已然暗示了万隆会议之后,亚非国家在寻求发展道路上的分野。

  事实上,作为非常松散的一个“精神共同体”,亚非国家在1955年后,虽然确实作为世界体系中的一种重要力量与美国、苏联各自代表的两极世界构成一种多元化的格局,但一些国家仍然无法以独立的姿态存在,仍依附于美苏所代表的两极世界。按照德国学者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的依附理论,资本主义边缘的这些国家,只是政治上、军事上被庇护,在经济上仍处于被剥夺的地位,难以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

  与此相比,中国几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借鉴,它可以考验,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不依附任何霸权体系的话,到底可以走多远。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60年来世界格局的一个变化。

  万隆会议只是宣告了“亚非人民站起来了”—大家强起来,富起来只能是以后的事情。把亚非国家聚在万隆的是被殖民被压榨的共同惨痛经验。但万隆会议并非是国家间的联盟或大家具有相似、相同的社会制度,也没有经济上的高度联结。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甚至在制度上、文化上找不到共识。如何把大家整合起来?“万隆精神”是一剂粘合剂。但在世界体系中,大家对共同命运的意识,仍依赖于后来的“不结盟运动”、“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这样的概念。

  毛泽东主席所阐述的“第三世界”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的一种“统战理论”。亚洲之外,它把万隆会议的遗产,扩展到非洲、拉美所有国家。中国无疑一直是这一“统战理论”的受益者。

  60年过去了,很难认为亚非一些国家在经济上的独立是成功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定位已经说明了一切。但经济上的“独立”是指什么呢?阿明给了一个指标,“选择发展模式,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工业现代化;在很多情况下,接近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但赋予其群众性的内容,推行社会进步性的改革、土地改革等,还要推行大型企业贸易的国有化”。

  看上去,这个指标,分明就是以中国为样板。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让中国的发展模式,以及选择走自己道路的模式,确实对亚非拉很多国家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对世界的未来担当

  60年前,当时世界上存在着两条你死我活的竞争的道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和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模式。从当时看向未来,人们尚不知道世界最终会怎样,谁能胜出。万隆会议提供了另一条或多条道路的可能性。比如说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还有阿明所说的形形色色的“民族社会主义”,以及“权贵资本主义”等。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美国所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突然间在多极化的世界中占到了分量最重的一极,资本主义不战而胜。当时,人们以为资本主义从此就要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福山用“历史的终结”把这一点表达得相当露骨。

  但并没有过多久,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迅速被“文明的冲突”取代。“9·11事件”宣布世界又进入了一个复杂的多极化状态。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式资本主义模式终于暗淡下去。而在这个时候,中国早已崛起,并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拯救者”的角色。“中国模式”似乎又为世界的未来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于是,世界历史进入到了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不可能有人无视中国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存在。

  我们可以发现,60年来,中国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是一直呈上升趋势的。近几年来,可以说上升得很快。中国已经具备足够的政治、经济实力,以主动的姿态去整合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资源,一方面发展自己,另一方面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在国际政治、经济的游戏规则中增强话语权,影响规则的制订,从而重构政治、经济秩序。“中国模式”借此机会可以大放异彩,成为未来在全世界范围内一条极有吸引力的道路。

  自近代以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构筑了一条政治、经济的利益食物链。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对这条食物链构成了较大的冲击。因此一些西方国家按照这条食物链的逻辑,把中国的崛起理解为是要把自己嵌入到这个链条中的较高位置,对西方构成威胁,也会对发展中国家构成盘剥。

  但这当然是错的。万隆会议60年后,如果能够整合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中国将会在世界体系中改变这一食物链的逻辑,开创一种新的国家合作与竞争的模式,从而,对世界的未来做出担当。习近平主席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展现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新的战略性思考和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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